1949年那会儿，解放军正往安徽霍邱那边赶，打算渡江。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路边，坐着位满头白发的老妈妈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小板凳。一见着队伍，她就颤巍巍站起身，双手高高举着一块红布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“寻李特儿”。她说，她已经在这儿守了整整3天3夜，眼睛都快望穿了。可惜啊，大军浩浩荡荡地走过，却始终没传来她儿子李特的消息。

在那个宁静的小村庄里，有位年迈的老妇人，她满心挂念着远方的孩子。其实啊，她那在外闯荡的儿子，曾是红四方面军里威风凛凛的参谋长，名声响当当。但这一切，老母亲全然不知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她心心念念的儿子李特，早在十一年前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没留下一句告别。

在安徽霍邱的牛庙村里，1902年迎来了一个新生命，他就是后来的李特，本名徐克勋。老李特，也就是他的父亲，可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前清的秀才，还一脚踏进了辛亥革命的风云里。小徐克勋19岁那年，一鼓作气考上了唐山交通大学的预科班。在学校里，他可不是个安分的学生，一股子热血，参加了革命。革命组织一看，这小子有出息，就安排他远赴莫斯科，进了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深造。你知道吗？那所学校啊，出了不少大人物，朱可夫元帅、肖劲光、傅钟、刘伯坚、蒋经国，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是从那儿走出来的。小徐克勋在学校里，因为个子不高，同学们老爱叫他“little”，就是“小家伙”的意思。说来也巧，这名字念着念着，谐音就成了“李特”，结果这一叫，就叫了他一辈子。

在1930年的某一天，李立三站了出来，他满怀激情地宣告，咱们得努力争取“让一省或者好几个省先打个漂亮胜仗”。他还特别呼唤那些在苏联刻苦钻研军事的同胞们，赶紧学成归国，一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中去。这不，刚刚摘下学业桂冠的李特，就是在这样一股热潮涌动的历史洪流中，踏上了归国的航程。

回国后，李特踏上了前往鄂豫皖的征途。他先是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彭杨学校里当起了教育长，后来又摇身一变，成了红25军的副军长，接着还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教育长。等四方面军抵达川陕，他的角色又换了，先是红31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，随后又升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红大当上了副校长兼教育长，最后更是坐上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宝座。

可是，说到李特，大伙儿记住他的，可不是因为他在四方面军那段日子里的风光贡献，而是他在“草地分兵”那一刻，做出的那个让人扼腕的错误决定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号的大半夜，中央带着红一、三军团急匆匆地往北赶路。天刚蒙蒙亮，中央的队伍就溜达到了红军大学的地界儿边上。彭德怀心里头琢磨，怕红大和红30军的小伙子们热情过了头，非要留他们喝杯茶，于是他就让一个团在学校旁边候着，好给大部队打掩护，开路前行。可彭大将军这人啊，心思细着呢，光这样他还觉得不踏实。没过多久，他自己干脆带着红三军团的主力，又浩浩荡荡地杀了个回马枪，回到了红军大学那里。

那会儿，中央纵队的动静不小心走漏了风声，红大副校长兼教育长李特一听，火急火燎地冲了出来，想要拦住这场风波。眼瞅着，一场争执就要上演了。

邱老将军忆起当年那幕，历历在目。那天，李特像头被激怒的雄狮，手握驳壳枪，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。正巧，彭大将军正站在校门口哨兵站，威严地注视着队伍鱼贯而过。两人就这么不期而遇，面对面站着。李特一见面，就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群机会主义者，逃跑专家，从江西逃到这儿还不够，还想往哪儿跑？”彭大将军一听，火冒三丈，立马反唇相讥，把李特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那天，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，李特突然转头对身旁的司号员说：“吹号，集合！”司号员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，鼓起腮帮子，吹响了那响亮的集合号。没一会儿，红大里的四方面军学员们，一个个扛着枪，急匆匆地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

眼见情形不对，彭德怀猛地一抽手枪，直指李特的鼻尖，厉声道：“瞧瞧，我的三军团就在你们周围候着呢！哪个胆敢妄动扳机，哼，我先送你一颗‘花生米’尝尝！”

李特早就听说过彭德怀的大名，心里头一直打着鼓，不敢随便乱来。就在这时，学校里慌慌张张跑出个人，气喘吁吁地跟李特说：“大事不好了，红大一方面军的那些学员，全都不见了踪影！而且，我还在附近瞅见了红三军团的好多队伍呢！”

说起那段往事，那位将军眼里还闪着光。他说，记得那天，彭大将军和李特在那争得面红耳赤，火药味浓得能点着火。就在这时，毛主席正悠然自得地坐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歇脚呢。他们俩的吵架声，就像夏日的雷鸣，轰隆隆地直往毛主席耳朵里钻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就在两边僵着的时候，毛主席缓缓走出，他先走到彭德怀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彭军团长啊，别跟他们争执了。中央定下的北上路线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得铁了心去执行。你是个党员，心里有想法，保留便是，但行动上可得跟决议走。”说完，他又转向李特，语气温和却坚定：“李教育长，中央的决定，你心底跟明镜似的。咱们先北上抗日，打头阵去，四方面军嘛，迟早会跟上来的。咱们，终究是会拧成一股绳的。”

那会儿，叶剑英急匆匆地跑到毛主席跟前，喘着气说：“主席，中央纵队都已经安全过河啦！”毛主席一听，微笑着朝彭德怀摆了摆手：“老彭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把咱的部队带好喽！”

话说那天，李特领了任务，出门去拦截某人。他心里头揣着命令，行事自然带着几分硬气。一见面，他那话儿说得有点冲，举动也显得过激了些。不过还好，双方火气虽大，但终究还是克制住了，没让事态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，算是避开了一场大风波。

那是一九三六年的深秋，十一月十二日，北上的四方面军中，有一支队伍接到命令，悄悄变成了西路军。李特，这位英勇的将领，被大家推选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常务委员，还当上了参谋长。时间一晃，就到了第二年的三月。那时候，西路军的弹药快要用光了，队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李先念和李特站了出来，他们带着剩下的四百多名勇士，一路跋涉，来到了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。星星峡的风沙很大，但他们的心却比风沙还要坚定。后来，奇迹出现了，他们被接到了乌鲁木齐，那里的人们用温暖的手，接纳了这些英勇的战士。

张国焘在晚年时，拿起笔在回忆录里缓缓写下了一段往事。他说起那个春天，1938年的春，李特悄悄地走了。王明有一天走来跟他说：“知道吗？李特和黄超，他们是托派的人。在迪化那会儿，邓发一掺和，事情就闹大了，他们被认定是托派，然后，就被枪决了。”张国焘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李特和黄超的离去，再加上王明的狠毒，给了他心头重重的一击，让他久久难以平复。

说起李特，他真的是反革命吗？那些年，跟李特一起风里雨里、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老兄弟们，一个个都摇头，说绝对不可能。

话说有一天，李先念老人家提起往事，悠悠地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，说起李特、黄超，有人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，这可真是冤枉啊。想当年，他们也就是一时冲动，和彭老总拌了几句嘴，那都是气头上的事儿。”

说起李特，徐向前元帅总是赞不绝口。他说，李特啊，那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，和人打交道，总是那么融洽。他心思细腻，想事情周全得很，就像家里的细心大管家。打仗的命令、训练的要求，多半都是出自他手，写得头头是道。而且，这个人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那是一绝，从不喊苦喊累。（想当年，李特还是徐向前的参谋长呢）

程世才中将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：“说起李特同志啊，他政治上那是清清白白的。这人心地善良，理论功底扎实，革命起来也是不含糊。外面有些风言风语，说他跟中央唱反调，但这事儿啊，可不能跟张国焘那档子事混为一谈。咱们徐帅、先念主席心里头可惦记着这事儿呢，特地吩咐，得把李特同志的情况给搞个水落石出。”

杜义德中将曾深情地说起李特：“李特同志对党有着无比的忠诚。想当年，西路军面临着重重困境，他却能率领着区区几百人艰难前行至新疆，这份坚韧与信念，无疑是他忠诚于党的最好证明。他早该得到应有的平反与认可了。”这段话以叙事的手法重新构建了原文，同时保持了原意不变，使内容更加生动且人格化。

徐深吉中将讲起了一段往事：“你得知道，李特和黄超啊，他们绝不是托派，更不是反革命的人。说起李特，那可是个品质上乘的好汉，肚子里装满了墨水，理论一套一套的。最让人暖心的是，他从不摆架子，平易近人得很，真是个有学问的实在人。”

宋侃夫同志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说起西路军那次的挫败，其实跟李特同志没啥关联。我有幸和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同志聊过，大家都觉得，李特啊，他是个好党员，是个好干部，更是个值得尊敬的同志。他的事儿，咱们得给他平反，还他一个公道。

话说在那些年，四方面军里的一群老干部、老将军们心里头一直有个事儿放不下，那就是得给李特正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6年，这事儿终于有了着落，中央军委点头了，李特被认定为革命烈士。转眼到了1998年，正好是李特离开大家60年的日子，总政治部这时候送来了一份《通知书》，就像是一份迟到的荣誉证书，里面写着：咱们李特同志啊，在那漫长又艰难的革命岁月里，为鄂豫皖、川陕那两块革命根据地又是打基础又是搞发展的，为红军队伍的成长壮大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后来啊，长征路上、西路军里，他都是冲锋在前，啥苦啥难都受过，硬是一点儿没退缩，真是条汉子！

话说到了这儿，李特的事儿总算是有了个漂漂亮亮、让人心服口服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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